当时朱常洛年满十六，却迟迟没被立为太子，许多大臣都上书请立太子，但都被万历皇帝拖延下来了，这就是着名的‘争国本’事件。
吕坤的《天下安危疏》中并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，但是《忧危竑议》竟将此事强行与‘争国本’一事联系了起来，一下子就将事情复杂化了。
此文一出，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，纷纷责怪《闺范图说》的原作者吕坤。
万历皇帝看到《忧危竑议》之后也是勃然大怒，当即下令追查，只是查来查去也没有结果。
最后郑贵妃伯父郑承恩便怀疑《忧危竑议》为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。
戴士衡被怀疑并不冤枉，毕竟事件是他引起的。
而樊玉衡则是因为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，并指斥过郑贵妃。
万历皇帝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最终只能亲下谕旨，说书是他赐给郑贵妃的，也是劝诫其行事要尊妇德。
然后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，以“结党造书，妄指宫禁，干扰大典，惑世诬人”的罪名分别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。
而吕坤已经患病致仕，未被问罪。
第一次的妖书案就这样草草了结，由于万历皇帝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，所以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。
谁也没有想到，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年）妖书案会再次卷土重来。
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《续忧危竑议》的揭帖，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，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。
不仅朱赓收到了这份传单似的东西，而在此之前一夜，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，上至宫门，下至街巷，到处都有。
《续忧危竑议》假托“郑福成”为问答。
所谓“郑福成”，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。
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，他日必当更易；
用朱赓为内阁大臣，是因“赓”与“更”同音，寓更易之意。
并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沈一贯，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。